孔子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
从世界视野，孔子是人类文明的缔造者之一。据德国哲学家雅斯培的说法：在两千多年前，人类社会同时出现了好几位先知，他们是中国的孔子、印度的佛陀，希腊的苏格拉底和稍后出现的耶稣。雅斯培把这一时代称为“轴心时代”，意思是以后人类的文化都是以他们为轴心转动出来的。
这的确指出了孔子独当一面的重要贡献，有历史地位，但我认为：这样的了解还是不足够，只看成果，只看影响力，会舍本逐末。我们应该先回到孔子的生命，了解他难能可贵之处，才知道我们该向他学习什么或纪念什么。
孔子最难能可贵的，有两方面：
一是从孔子的人格来看，他的实践精神：不断学习、不断提升，让我们看到孔子的生命成长的学问不是虚说，而是真真实实的，成为一个典范；
二是孔子对“仁”的发现，那是对生命最深的醒觉：人之所以为人，原来有此特质，原来有此自我成长的要求，由此自然要求自我开放，希望与他人相感通，彼此互动，于是有性情世界、和谐世界、道德世界和文化世界。
孔子一生行仪
我们说：作为历史人物，孔子所留下的，就是对生命成长之道的见证。孔子晚年自顾一生，总结可分为许多阶段，每十年便有一个突破：
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（《论语》〈为政〉）
孔子的成长是从“志于学”开始的，孔子非常好学，他自问不是第一等聪明人，不是“生而知之”，只是“好古，敏以求之”（《论语》〈述而〉）。“敏”就是勤快、用功、马上学习、不拖拉，而且善于会通。
孔子为什么这样用功？因为“志于学”，其实是“志于道”，“道”是理想，“道”是真理，“道”人人都能共行、共向的大道，“道”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终极价值，一切学习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价值，“道”才是“学”的目标。
“学”是为了生命成长，变化气质，但也包括了种种知识、种种技艺，在孔子当时来说，也就是六艺：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加上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等专攻，互相配合，以长养性情。
孔子到三十岁，“三十而立”，什么意思？人能站立，当然不是生理意义，而是社会意义、人格意义。通过你的努力、学习成长，人人都知道你是什么人，对你有信心。所以首先是“立于礼”，守规矩，懂得尊重别人。在社会上立足，别人就看你有没有修养，言语、进退有没有法度。孔子当时已经开设学校，以礼乐教人，这表示他对礼乐已经充分了解，而且有此自信。
不过人能真正站立，不能只靠外在的支持，知识和身份都只是外在的，人必须自知、自觉，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守礼、守信？这就把问题逆反到内，看到自己的性情；这也就是“仁”的发现，对生命最深的秘密的发现。
我想，这也是孔子到了“四十而不惑”时才彻悟：我们要有修养、我们要有规矩，理由原来不在外，性情是人理想的生起之地，如此体会即是见道，对生命之追求成长再无怀疑；对文化修养、道德人格的建立再无怀疑，这就是“四十而不惑”。
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人虽然能明白道理，但在这世界上能全依道理做人却是不可能，这是现实的局限，现实的世界不是道理的世界，也不是圆满世界。人知之，也不一定能行之，理想遭遇到现实的阻厄，怎么办？孔子以其“天纵之聪”仍然找不到施展的机会，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不公？换了别人可能有怨，但孔子无怨，“不怨天，不尤人”，就是因为他知天命，懂得如何接受。
再经十年，孔子“六十而耳顺”，什么意思？孔子既经“天命”洗礼，以一种超脱的精神再回人间，便感受到人间的种种言语、种种是非、种种理论、种种批评都各有缘由，不必跟他们计较。这是一种道理会通之境，互相透入，于是可以和任何人相处，人人都能莫逆于心。
我们和任何人相处，首先不是用嘴巴而是用耳朵。你要了解别人，首先不是用眼睛看，而是听他讲话，所以要懂得听，懂得接受，这样跟人的心灵才能沟通。
耳朵是用来聆听的，但聪明的人不是听语言，而是听别人的心意。“无听之以耳，而听之以心”，耳朵只是象征意义，“耳顺”代表能跟人相通，很不简单。
“七十而随心所欲，不逾矩”，到了七十岁，孔子做到了：他的生命完全开放，再没有局限，个人的生命与天地的变化相通，但又处处合度，形上的世界与形下的世界打成一片，无一不合理，无一不自由。
孔子思想的光辉
孔子是成长的典范，其中即包括了学者的典范、承担者的典范、为人师的典范和理想人格的典范。“理想人格”就是他的内涵的充实和对理想的坚持，他从来没有放弃，坚持到底。
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，有人问“一以贯之”是什么意思？孔子的“一贯”就是从他生命的仁道出发，不管表现在与人相处，或为国效劳，乃至读书、处事，都要全盘消化、落入生命，以得成长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性情的一贯、人格的一贯、作风的一贯、理想的一贯。孔子晚年写《春秋》，“以为天下仪表”，都表现出他的一贯性。
总结说来，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长如夜”，天既已生仲尼，我们为什么不把他的光燃点下来呢？薪尽火传，这样才能永远照耀人间，这点光，其实就是性情。
孔子相信，人有性情，就会自爱，自重，自觉，自行。所以一切困难都会克服，实现人的生命从自然生命到文化生命、道德生命、精神生命一层一层的转化，这就是人的道路。
我们现在明白，孔子的思想才是光，孔子所建立的文化才是光，藉着孔子的光，我们才领悟自己的性情也就是光，对自己建立起信心，不委诸环境，孔子把我们的生命之光点燃起来，我们就有信心了，我们就有希望了。知道自己的路怎样走，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。
——摘自：霍韬晦教授 《孔子知命之旅》
附：为什么要读经典
中国读书人之所以称为“读书人”，首先即在“读”，透过“读”来反复体会、领悟书中之情与理，所以必藉声音来结合字形和字义。初不必求解，所谓“先读百遍，而义自见”（明 陈继儒语）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经典许多都不是西方语言学的“描述句”，通过经验测试来确定其真假值，而是思想提升的过程，有其凝炼之处，往往意在言外，读者必须自行咀嚼、品味，方得其妙。换言之，与其说是知识的传递，不如说是性情的陶冶。如孔子说：“苟志于仁矣，无恶也。”先不说“恶”字可有多种解释，单从若人有志于仁道之实践，则其心必然开放，对一切人均能包容、同情、恻隐、接受，而不会拒绝，更不会讨厌之。更进一步，我有此心，人亦有此心，我能成长，别人亦能成长。众生不但平等，而且可上达。如是怎会有“恶”？从这里可以看到：一句简单的话，可以愈读愈有味，愈读愈有启发。亦因此，读书不一定要读注解。宋人邵康节即说，训解经书，只是“屋下盖屋，床上安床”，反生枝节。
这是一种直接契入法，如《大学》所说的“格物”，不要通过那么多的媒介，而直探骊珠；亦如禅宗云门禅师之“体露金风”，生命与天地相通。为了可以直接进入，所以读者必须大声诵读，眼到、口到、耳到、心到，精神集中，眼耳口心合而为一。朱熹说，读书必须“熟读精思”，首先就是反复诵读，“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心”，然后“虚心涵泳”，不要过早批评，自以为是，再“切己体察”，把自己放进书中道理来切实体会，才能真正得其精髓。由朱子之言，可知读书之要，若不读书，何以称为“读书人”？
曾国藩主张，中国经典，如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易经》、《昭明文选》、李（白）杜（甫）诗篇、韩（愈）欧（阳修）曾（巩）王（安石）之文，“非高声朗诵不能得其雄伟之概，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”，说明这种读书法对人精神生活的开拓，贡献极大。
人能这样读书，其实已经不是求知识，而是成长自己。“经”为常道，但“常”不是文字，而是文字之意、文字所指向之理。此理常在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生命成长就是要迈向此理，体认此理，盖人生天地间，究竟所为何事？若只是求肉体之生存、欲望之满足，那就太局促了。所以必有更高之义。此义为经典所诠，所以经典不可毁。孔子指出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”，读书的真正目的就是提升自己，体认为人之道，而别无所求；只有无所求，读书的乐趣才出。宋儒教人寻“孔颜乐处”，正在于此。若有所求，反而是压力。放开怀抱，涵泳于书本的世界，自由徜徉，这时候就不只是“读”，更不由自主的，发为吟咏了。上文说，读书可以陶冶性情，这就是陶冶性情，由知义、得其理，再酣醉其情，不正是孔子的“吾与点也”吗？
吟咏有音乐性，中国文字是单音节语，文法只讲语序，而字有平仄，若排列得当，即声调铿锵，情韵悠扬，如抚琴吹箫，如击鼓击筑，所以很早有诗、有歌、有赋、有文，后世更发展出对联。这不只是中国文字的特色，更是中国文字的优美之处，其中所涵藏的道理极丰。简单来说，通过朗读，通过吟咏，是培养人的性情健康成长的最好的途径，也最宜于教育。为什么？因为情理兼备。正如最新的脑科学理论，左脑管抽象思维，右脑管形象思维；左脑是后天学习之脑，右脑则是先天遗传潜意识之脑；左脑能力有限，右脑却蕴藏无限潜能；徜能两者结合，相互开发，人就会愈来愈聪明。在世界各大民族之中，大家都承认中国人聪明，我想这和中国文字的使用有莫大关系，和中国传统的读书法很有关系。
读经既然有此重要作用，那么当然由儿童开始。这不只是因为儿童的纯真好学，记忆力强，而是充分发挥其潜能，在其起步的时候，即输入大量具有美感的文字。不要以为这会加添孩子的压力，其实是引发他们的天赋。尤其是，在他们生命开启的时候，给予正面的引导，胜过现代社会让他们沉迷在血腥、暴力、虚假、丑恶的电脑游戏机里！
我们不要看轻儿童的学习能力，只要安排恰当，不强迫、不考试、有乐趣、有启发，儿童自然能进入经典世界，长大之后，自然能成为维护和弘扬中国文化的人才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